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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
广岛行记
何敬君
一
广岛，在我居住的城市东略偏南一点的方向上，从地图上目测直线距离一千公里左右，中间隔着地球上最宽、最深、最浩渺的海洋——太平洋。
2008年，在声势空前的北京奥运会落幕后不久，我去了一趟日本，在挤出来的一点闲余时间里，舍弃了风光诱人的北海道，我坚持去广岛走马观光了一次，看了看这个遭受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投爆的地方。在广岛原爆（圆顶）纪念馆、原爆博物馆及偌大的和平纪念公园观瞻下来，受震撼的程度不啻撕心裂肺，然而回来后，我却一次又一次恍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去过广岛。
二
毫无疑问我是去过的。物证是记于游览当天、我至今仍保存着的“随记”：
广岛是我坚持此行一定要来的地方。全世界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只有两处，而且以广岛为甚。以后不会有哪个国家再使用原子弹了，所以广岛应该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必须要看……
从废墟里重生的广岛，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六条清澈的河流从城区穿游而过，是一座以特色文化旅游闻名的美丽城市。在这水光山色、林木掩映的“水都”徜徉，人们是轻易不会追想起它的历史的。
我们去的那个下午天气宜人，高阔的蓝天下飘着少许白云，似乎跟原子弹在此爆炸的那一天有点像，不同的只是那是一个上午。整个二战期间一直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报道战事、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新闻人约翰·赫西，在其成书于1946年的笔调冷静克制的“新新闻”作品《广岛》开头说：“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6日，广岛天气晴好，无一丝云彩”。但是，载着原子弹“小男孩”的B-29轰炸机很快便轰鸣而来，“一道巨大的闪光横穿天空。谷本清先生记得很清楚，闪光是自东向西，从市区向山丘而来，就像一束阳光”。
幸存者的记忆让我想起电影《太阳帝国》里主人公杰米说的那一句：“我看到了一道白光，我以为是上帝在拍照。”谷本当时是名牧师，战后仍是名牧师，奔走全世界呼吁建立广岛和平纪念馆。后来，广岛本身成了一座纪念碑，而曾因“自己没有受伤感到十分惭愧”的谷本则逐渐老去——“他的记忆则像这个世界的记忆一样，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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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日本广岛，建筑外壳下的废墟
当年东亚罐头厂的职员佐佐木敏子也幸存了下来，并在后来产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人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关注得太多，但对战争本身的恶却关注得不够。同样幸存的德国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对她说：“人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坠落人间，在为人类赎罪。”
在克莱因佐格看来，战争、灾难、世间万物，都是一种因果。
三
《广岛》一书告诉我的一个事实是：早在1938年1月，德国化学家就取得了世界上首次铀235元素原子核裂变实验的成功。但早年曾是小资文青的希特勒对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全无体察，反而斥之为“可憎的犹太人的科学”，“原子弹无非是'明天的武器’，远水不解近渴”，导致德国事实上放弃了核弹的研发。另一个事实是：
虽然日本统治集团的一些精英出于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焦虑感，锐意敦促原子弹的研发，但绝大多数日本科学家却认为不仅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不可能在战争期间完成实弹的研发和制造，甚至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观。
1941年10月，陆军方面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核裂变应用前景的报告，而对此一言九鼎的仁科芳雄接过来，只是“嗨”了一声，“便搁进写字台的抽屉里，没有任何付诸实际运作的迹象”。
而此时在美国，很多受纳粹迫害逃亡而来的科学家都异常担心希特勒先手研发出原子弹。由是，一封由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联署的信于1939年8月递交到了罗斯福总统案头，提醒他“务须先发制人”。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一声令下，破美国先例采取举国体制的“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幕——“重金人海，秘密涌向几个特定的实验室和基地……”
就在翌日，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精锐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太平洋战争爆发。又一个“第二天”，罗斯福发表宣言对日宣战。再一个“第二天”，已经跟日本侵略军鏖战多年的中国正式对日宣战，随即被确认为盟军在亚洲的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纳入二战的大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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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
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我默默地想，美国领导者想必是预设好了，造出原子弹若用于战场，第一个就要投到日本的国土，以雪珍珠港一箭之仇。继任总统杜鲁门的那句“当你不得不对付一头野兽时，你得把它当成野兽”，指的就是日本。之所以选择广岛，是因为广岛时为日本防卫军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且有日本一流的海军造船厂。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军人，就是从广岛登船出发，侵入别人的家园烧杀掳掠的。
四
研究近现代日本史和美日关系的美国学者约翰·W.道尔，在他1999年出版的著作《拥抱战败》中写道：
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
从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强行进入东京湾开始，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开始“现代”历史进程，很快便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为控制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而偷袭珍珠港，跟美国和欧洲同盟国进入战争状态。军国主义的版图“像一摊污迹一样漫延开来”，“到1942年春，日本帝国已处于版图扩张的巅峰时期，像一个巨人凌驾于亚洲之上，一脚伸进中部太平洋，一脚踏入中国腹地……”狂想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地意欲独自吞下亚洲和太平洋大部地区。对此，约翰·W.道尔说道：“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鲜血浸透的怪物……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灭亡。”每每想到原子弹爆炸给广岛留下的惨状，我几乎都会同时想到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想到持续一个月之久、多达十二万五千菲律宾人受害的马尼拉大屠杀；想到伤亡于抗日战争的三千五百多万中国军民，其中平民高达三千一百八十四万人，还有在日军的战俘营里被摧残凌虐致死的难以统计的战俘……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惨状，与这些要如何比较，又能够比较吗？
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军菲律宾战场总司令、后来成为日军战俘的乔纳森·温莱特中将曾说：“我不止一次地想过：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那样的惨无人道？”
五
二百三十年前，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康德提出，战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灾祸，战争是国家对各类罪行的许可和鼓励。诚然，无论何时何地的战争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从对普罗大众造成的恶果看，战争本身即是恶魔，即是罪犯。
美军投掷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据统计，截至1945年年底，造成广岛现场及其后因患原子弹病而死亡的人数达二十万。有报道指出，长崎在原爆中死亡约七万人。（因战时城市人口流动性大等情况，确切死亡人数无从得知。）死难者大多是平民百姓。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幸存者，虽然苟全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健康，甚至祸延家族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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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二战博物馆展出的一张勘测地图中，标出了美国轰炸日本广岛的目标信息
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者残暴的行径理应受到正义的审判，被惩处的战犯们罪有应得；而这些普通居民，如此惨重的代价是不是该由他们来承担呢？
据记载，在投放原子弹之前，美军曾以投放传单等方式向广岛民众发出撤离警告，但遭到了无视。广岛人没有选择离开，不管是投身军工生产的市民，还是在搞军事训练的学生，甚至大多数妇女、老人和小孩，都呈现出一种宁死不改的抵抗劲头。
广岛，和那时的整个日本一样，已经彻底疯掉了。
六
从1958年和平公园建成起，广岛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在原爆里死去的人们，反思那场历史悲剧。好多日本人觉得遇难者是无辜的，认为美国的行为违背了人道主义。而直到去世，下达命令的杜鲁门总统从未改变其当年的态度，声称投放原子弹“不是一个需要你担心的决定”。在1958年写给广岛市议会的一封信里，他明确表示，如果遇到相同形势，他依旧会命令投下原子弹。
自1998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都会邀请持有核武器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原爆纪念活动。对此，美国一直不予回应，直到2010年，据称是为给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作铺垫，才派代表参加。
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当年执行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美军飞行员查尔斯·斯韦尼发表了题为《原子弹下无冤魂》的演讲，表达了他坚定的观点：那些要命的核攻击对于结束二战以及让日本投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斯韦尼眼里，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是那场战争恶性循环里的一部分，那些死于原子弹的人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是那场波及全球的冲突的不幸的参与者。
另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是，参与原子弹研发“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很多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或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既有尼尔斯·玻尔、恩里科·费米、理查德·费曼这样的著名人物，也有路易斯·W.阿尔瓦雷茨、尤金·维格纳、埃米利奥·塞格雷等在公众视野中还不算“知名”的人物。而参与此计划并在2005年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阿贝尔奖的彼得·拉克斯，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原子弹轰炸日本乃“正义之举”。他说：
人们在二十一世纪之所以对原子弹感到恐惧，部分原因正是他们从广岛和长崎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原子弹所能带来的巨大灾难，也正是这种恐惧，使得人们在今天不敢动辄使用核武器。
七
前面说过，参观原爆博物馆造成的震撼对我而言不啻撕心裂肺，惨象带来的恐惧使我头晕目眩，恶心欲吐，恨不能将肠胃抠出来在阳光下的清水里冲洗几番。我没能坚持到看完，终于鼠窜而出。直到在纪念公园另一侧的和平钟下，扯着细细的钟绳敲击了几下，心里的惊涛骇浪才慢慢平复下来。
原爆博物馆被设计为一个架空的长方体，像一架巨大的白色钢琴，入口的解说词大意是：建起这样一个博物馆，是为了祈愿一个没有核战争与核武器的和平的世界，希望历史不要重演，世界上再无战争……这让我想起珍珠港的纪念堂也被设计成白色的长方体，横卧在葬身水下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甲板上，像一具巨大的空荡荡的棺材。纪念堂内循环播放的声音，反复提醒人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凭吊和追究，而是要沉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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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岛原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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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珍珠港纪念堂
美国投爆原子弹的目的达成了——日本被迫接受了战败的现实，无条件投降，战争提前于预期结束，有分析说因此而减少了数倍于在原爆中死伤数量的军人和平民的伤亡，两颗原子弹的震慑力，帮助美国有效地获得了战后世界的话语权，也让美国顺利接管了投降后的日本，做起了帮助其重建家园的“救世主”。
在美国的“帮助”下，战后的日本保留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秩序，裕仁天皇被“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还摇身变成“新民主领导者”。就是这位裕仁，在其登基后不久便默许他的帝国军队对中国东三省的“接管”及以后的种种侵略行径。在《拥抱战败》的序言里，约翰·W.道尔直截了当地指出：
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可以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的责任，那还怎么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当然，人还可以由这些“桥梁”走回去，重蹈过去的覆辙……
八
当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肯定也只是少数，只是暗流中泛起的浊浪而已。
平山郁夫代表了日本民族中品质善良的那一部分人。1945年8月6日，十五岁的平山，和他中学三年级的同学们一起被政府动员在一家军需厂劳动。《悠悠大河》是平山先生的人生自述，也说出了大多数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那一天”我活着，而且活了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对我来说，这难道不是终生负罪，背上一辈子还不清的孽债了吗？……为人类的弥天大谬做出牺牲的人的人生，只有通过幸存者——我们这些人，度过赎罪的人生才能延续。唯此，死者才得以“解脱”，我们也才有真正的“解脱”。
在平山郁夫完成于1979年的名画《广岛生变图》中，金刚怒目的不动明王，仿佛超越了悲哀和苦痛，在熊熊烈焰中岿然不动，无声地向人们发出呼唤：“活下去！”这是基于广岛再生、长存的心愿描绘的原爆，也宣泄着劫后余生的艺术家胸中焚心的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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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生变图》(1979）
认为自己的一生“正是建立在无数人的牺牲基础上”的他，愧疚而悲悯地希望，和平纪念公园里慰灵碑前“长明灯的小小光焰燃烧着，一直要燃烧到'核悲剧’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九
大江健三郎第一次去“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场”的广岛，是在1960年夏天。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反复地去，是要“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思考”，“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希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它更加亲近。”
八十年来，对原爆给广岛、长崎造成的危害的反思好像渐次深邃，但是人们真正地认识清楚了吗？又有谁能说核武器到底会给人类带来多大多漫长的悲剧与恐惧呢？
所以，广岛原爆纪念地也仅仅是一个警示而已，它并不能承受全人类的和平之重。
在《广岛札记》里，大江说道：
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两种萌芽。
他提出了自己的两种假设：
如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再一次出现核武器的可怕的闪光，我们为了在那个废墟上生存，就应当取自因广岛的残酷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评家们的智慧。……如果有幸人类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击，即使在那时也应该把在没有经历过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广岛人的智慧，牢牢实实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大江想表达的意思还有，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和正在将人类的关心从核武器导致的悲剧集中到这些武器的威力本身上来，所以广岛和长崎的亡灵也没有真正地远去。
十
矗立在和平公园里的原爆纪念馆，那座唯一保留着原爆时惨象的圆顶建筑的废墟，赤裸裸地闪现着人类意志中的恶——战争的残酷的黑光。而原爆博物馆里陈列的则是世界末日的另一种景况：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只剩下恐怖，最黑暗最末日的恐怖。大江认为，在十九世纪之前的末日观里，人类至少觉得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而在原爆遗留的景象和物件里，已经看不到这几乎是最起码的微弱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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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爆圆顶馆
从和平公园走出来时，我几乎完全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来此的目的，也完全不知道在此找到了或者失去了什么。夕阳西下，在疾驰的新干线列车上回望广岛，我看到的是——
一处历史长河中的污滩，或一片隐现于水面的危险的暗礁。
一个让人对未来感到不寒而栗的深渊，一片令人泥足深陷的沼泽。
一座由无数肉体与灵魂砌成的指向长久和平却造型无比诡异的巨大墓碑。
十一
二战作为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以参战各国死亡七千万至八千万人（其中平民死亡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代价，重新划分并稳定了世界格局，形成了“新秩序”。现在，战争烽烟已在天空消散，波及全球的“冷战”似乎也成为过去式，除少部分地区仍闻枪炮交响，世界整体可谓安稳。然而，核武竞赛也在以谁都不愿看到的速度加剧，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一个悖论一样存在着的观点和事实是：所有拥核的国家都宣称是出于和平，基于制衡，着眼于消除可能的战争隐患。但这是以静制动呢，还是以动制静？我没研读过兵法，不明就里，反正就是担心。担心。
从电视新闻里偶尔能看到有的国家元首出访别国，随行队伍中总有手提黑色小皮箱的一个人不近不远地跟着。据说这个小皮箱就是启动核武器的设备，一旦他们的国家遭遇某种巨大不测，元首不管身在何处都能随时揿下小皮箱里的核武器按钮——当然，这也只是“据说”罢了。但当我想象世界上仅有的那几个（当然也可能会越来越多）拥有这种密码箱的大人物，在某种情势下手指将如何活动时瞬间便感觉通体寒凉：当下的这个以核威慑实现相互制衡的安静的世界，是不是就像一个童话般的玻璃城堡呢？大江健三郎认为，“这个'童话’是具有现实性的”，“广岛的人类悲剧还在那里继续存在着”。而约翰·赫西采访的幸存下来的罐头厂职员佐佐木敏子的话也一样耐人寻味：
那些受爆炸影响不大的“被爆者”和追求权力的政治家们关注的是原子弹，而对“战争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个事实的思考，却远远不够。
十二
回望广岛，就是要反思战争，反思全人类的生存与死亡。
如果有机会再去日本，我想再去一次广岛，再去敲响那口和平之钟，在那座马鞍形的原爆慰灵碑脚，摆下一束洁白中点染几星血红的花。
（本文刊发于《散文》2025年第8期）
责任编辑：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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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敬君 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7年出生于山东即墨，种过地，做过民办教师。1980年代初期（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出版有《从五月到五月》《逝水年华》《亦远亦近》《谛听：阳光走过大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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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志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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